走進“白求恩醫療隊”:一個人 一面旗幟 一種精神

來源:中國軍網-解放軍報責任編輯:柴瀟
2020-10-15 16:00

走進“白求恩醫療隊”——

一個人 一面旗幟 一種精神

■李英超 解放軍報特約通訊員 崔寒凝 劉會賓

入夜,河北石家莊,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,門診大樓的燈依然亮着。一輛救護車急速駛來,急診室的大夫們開始與死神賽跑。

在這座以“白求恩”命名的軍隊醫院裏,人們總能看見穿軍裝的白大褂們救死扶傷。

“哪裏有槍聲,就到哪裏去。”1938年,加拿大醫生白求恩,不遠萬里來華救死扶傷。在延安,與毛主席見面後,白求恩要求一定要上前線。

“你們要拿我當一挺機關槍使!”換上八路軍軍服,白求恩一到晉察冀根據地,就請求聶榮臻給他派遣任務。

於是,這挺“機關槍”挺立在破廟中的手術枱上,出現在山西省五台縣的“模範醫院”裏。直到離世之際,白求恩還堅持看完最後一名病人。

1939年10月,白求恩在前線為傷員做手術。吳印鹹 攝

一塊陣地,一種基因

大多數人對白求恩的瞭解,都始於小學語文課本中那篇《手術枱就是陣地》。

“在離火線不遠的一座小廟裏,白求恩大夫正在給傷員做手術。他已經兩天兩夜沒休息了,眼球上佈滿了血絲……白求恩大夫在手術枱旁,連續工作了六十九個小時。”

1938年1月,白求恩率“加美援華醫療隊”,跨越艱難險阻來到中國。到達八路軍根據地後,白求恩帶人擴建醫院,建成晉察冀軍區後方醫院,一支野戰衞勤力量應運而生。

從此,“白求恩醫療隊”的旗幟便一直伴隨着它的戰鬥基因飄揚到今天。

2019年秋天,野戰醫療隊隊員宋琦參加跨區演練。加入“白求恩醫療隊”近20年,宋琦參加過很多次演訓活動。但是,這次演習不一樣。

第一天,宋琦就嗅到了“火藥味”。

“壞了,走錯路了!”拐入路口,宋琦對照地圖和建築物,越看越不對勁,急忙喊停。

車隊原路返回,宋琦發現相鄰不遠處還有一個路口。“可地圖上只有一個路口。”宋琦恍然大悟:原來,第一個路口是“煙霧彈”。

到達營地後的任務更“驚險”——

醫療後送車一下就運來20多名“傷員”,重症輕傷混在一起,坐了滿滿一地。軍醫和護士一共才5個人,大家忙裏忙外。

這時,一名“輕傷患者”引起了宋琦注意。治療期間,他一直觀察營區環境,還在地上畫着什麼。問診時,他思路清晰,對傷病臨牀感受的敍述非常完整,還反覆詢問是否有特效藥。

病牀緊缺時,這名“傷員”還掙扎起身,為其他傷員騰讓病牀。

當這名“傷員”趁機坐在物資儲備帳篷附近,把手伸進衣服裏找什麼東西時,宋琦一下子反應過來。

“不好!”顧不得多想,宋琦飛身撲上去。經過一陣激烈搏鬥,“傷員”被制服……

宋琦胳膊擦傷了,手心裏都是汗。當年博士生畢業答辯,站在6名專家面前,他都沒這麼緊張過!

原來,一名“敵對分子”偽裝成“傷員”,混進了後方醫療所。好在發現及時,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

作為一支誕生在戰火中的醫療隊,“白求恩醫療隊”一邊戰鬥一邊救死扶傷的故事,宋琦聽過很多次。

時針回撥到1938年,晉察冀邊區。時年16歲的衞生員張業勝成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,一直到白求恩病逝。

行軍途中、打仗間歇,年輕的張業勝抓緊一切時間學習醫療知識。1945年秋,張業勝被任命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二分院院長。3年後,他又升任兵團第二兵站醫院院長。

為配合作戰行動,張業勝汲取白求恩創辦“流動醫院”的經驗,將100多名醫護人員分為兩個醫療隊,一組負責收治重傷員,另一組負責收治輕傷員和內科病人。

兵站醫院“建在牲口背上”,一頭馱着藥品和醫療器械,一頭馱着篷布,就地展開就是“手術室”……

“敵”襲警報驟然拉響,刺鼻的發煙彈直接把宋琦嗆出眼淚,拉回現實。

醫療隊接到撤離指令,可現場還有10多名傷員。擔架有限,4名女護士一咬牙抬起病牀和傷員就跑。

路上,護士張微微被石頭絆倒。來不及查看傷口,她又一手抬起牀腿,搖搖晃晃向後送車跑去。

上車後,宋琦給張微微查看傷口。她的膝蓋已經腫成大包,小腿也不能回彎。“幸好是最後一個課目,我完成任務了!”張微微鬆了一口氣。

啓程返回前,宋琦把“白求恩醫療隊”的隊旗摘下,仔細疊好,放進背囊裏。

隊旗下,是一沓寫着“優秀”的考核評定證書。

一羣人,一束光

“我們隔空擁抱一下吧。”

2020年春天,武漢火神山醫院外,準備出院的患者已登車。穿着厚重防護服的“大白”,張開手臂,護目鏡下是早已哭紅的雙眼。

“大白”,是來自“白求恩醫療隊”的醫療專家趙玉英。

除夕夜,趙玉英在“請戰書”上按下手印。背起行囊,來到集結區域,和戰友們舉起右拳宣誓時,趙玉英看見矗立在醫院住院部樓前的白求恩雕塑正向前揮手。“那一刻感覺特別踏實”她説。

趙玉英還是小女孩時,在課堂上學過《紀念白求恩》。那時,她心裏就悄悄埋下了一顆種子。

“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,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,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。”趙玉英對這句話印象深刻,現在還能流利地背出來。

高考後,趙玉英如願進入吉林省白求恩醫科大學。一次上課,老師組織大家測量血型。當結果顯示為O型時,趙玉英“高興得要跳起來”。能和白求恩是同一個血型,能當“羣眾血庫”,那是多幸運的事!

畢業時,成績優異的趙玉英面臨兩個選擇:一是去北京讀研究生,一是穿上軍裝,到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工作。

趙玉英選擇了後者。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前身是晉察冀軍區後方醫院,創建於抗戰初期。白求恩以身殉職後,為紀念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,晉察冀軍區將後方醫院命名為“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”。

走進白求恩曾戰鬥過的醫院,趙玉英感覺既興奮又榮幸。

一次聊到來醫院的初衷,趙玉英得知室友張筍也是為“白求恩”而來,兩人很快成為無話不談的戰友加“閨蜜”。

隨後的日子,一同赴非洲參加人道主義醫療救援聯合行動,一同參加衞勤力量野戰比武,一同參加“白求恩醫療隊”下鄉義診活動,兩名女軍醫的戰友情誼愈發深厚。

2012年,一個晴天霹靂在趙玉英耳邊炸響:張筍被確診患有腦膠質瘤。

張筍簽下了一份器官捐獻意向書,想把生命的能量傳遞給更多人。為了確保肝腎功能不受損害,能夠給受體留下更多時間,她悄悄停了化療。

生命的最後3個月,張筍躺在病牀上,忍受着常人無法想象的劇痛。

病房外,趙玉英的手抬起來,貼到房門上,最終又放下去。她怕看到病牀上那張強忍痛楚的面龐,也怕自己不爭氣,只會掉眼淚。

“張筍心臟停搏的證明書,是我籤的字。我送了她最後一程。”趙玉英眼眶紅了。

簽字那天,雲層壓得很低,悶得趙玉英喘不過氣。回到辦公室,她呆坐到深夜。手機相冊裏,張筍的笑容明媚依舊。

人生,能夠照亮某個角落就夠了。張筍去世以後,雙腎和肝臟分別移植給3名患者,延續了他們的生命。

“我不是多麼偉大的人,我只是做白求恩傳人應做的事。”張筍生前曾這樣説。

一個夢想,一個約定

今年8月,來自河北山村的男孩甄一,以優異的高考成績被河北中醫學院錄取。

接到通知書後,甄一第一時間撥通“白求恩醫療隊”軍醫步建立的電話,通報這一喜訊。

這名從小患有腿疾的男孩,有個理想:當一名醫生,像“白大夫”們一樣救死扶傷。

2014年,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聯合加拿大白求恩紀念協會,組織了“重走白求恩路”活動。

步建立和戰友們舉着“白求恩醫療隊”隊旗,走進河北唐縣牛眼溝村。

“那是當年白求恩的藥房。”步建立指着一户人家的土坯房,向來自加拿大的同行介紹説。

聽到有人説話,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太太從屋裏走出來。“步醫生,你們可真不禁唸叨。俺前兩天剛説到你們,你們就來了。”崔桂英老人笑着説。

1939年9月,白求恩大夫帶領醫療隊來到牛眼溝村,建起了後方醫院,藥房就設在崔桂英家的廂房裏。

那年,崔桂英突發胃病,疼得在牀上打滾。白求恩為她配了一點藥,藥到病除。

走近那間破舊的廂房,加拿大醫療隊隊員格蘭特説:“我做夢也想不到,白求恩的藥房竟在這個小土屋裏。”

離開崔桂英家,格蘭特再次見到了拄着雙枴的農家少年甄一。3年前,創傷外科專家格蘭特曾到“白求恩希望小學”來義診。

格蘭特發現,10歲的男孩甄一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和重度雙足外翻等多種病症。

老師説:“這孩子可要強了,每天都堅持自己走,天不亮,就拄着枴杖來上學。”

枴杖,不過是一根樹枝。日復一日地摩擦中,甄一胳膊上的傷口總是剛結痂又被磨破。

看到孩子傷痕累累的胳膊,格蘭特立即申請,希望中加醫學專家共同幫助甄一。

經過17名專家會診,最終確定由和平醫院骨科專家步建立為甄一手術。

走上手術枱,如同在刀尖上跳舞,步建立一絲也不敢鬆懈,細密的汗珠不斷在他額頭聚積。

醫院陸續為甄一實施了8次大型手術治療。由於手術密集,甄一不得不暫時休學。住院期間,骨科的護士們輪流給他補習文化課,步建立也時常教他英語。

“我主要教他口語。”步建立笑得有些不好意思,“加拿大專家來看孩子,他已經能用英語向人家表示感謝了。”

今年8月下旬,“白求恩醫療隊”再次走進牛眼溝村義診。村民們自發排起長隊。

“真好,‘白大夫’又回家探親了!”甄一到村頭迎接醫療隊,“你們來了,俺大爺大娘們的病就好一大半兒了。”

步建立和甄一約定:年底再進行一次手術。到那時,甄一就能離自己成為“白大夫”的夢想更近一步了。

一次尋找,一個見證

2012年,中國第十三批赴利比里亞維和醫療分隊出征。

醫療分隊協理員王瑞勇正招呼大家登車時,軍醫侯會池氣喘吁吁跑來,遞上一大包東西説:“小中利滿5歲了,該上幼兒園了。請把書包轉交給孩子,告訴她,中國叔叔很想她。”

5年前,赴利比里亞維和,侯會池曾為一名難產孕婦實施剖宮產手術,還為孩子起了箇中文名字“中利”,寓意“中國和利比里亞友誼長存”。

王瑞勇犯了愁:茫茫人海,去哪裏找一個非洲小女孩?

當年,那名難產孕婦是由當地一所無國界醫院——莫林醫院轉診過來的。對小中利的尋找,也就從這裏開始。

遺憾的是,由於當地醫院電腦損壞等原因,許多病歷檔案丟失,小中利的線索並沒有找到。臨別前,醫院院長緊緊地握着王瑞勇的手説:“如果能找到這個孩子,她一定會像見到親人一樣高興。”

不久,維和醫療分隊來到駐地附近的小學慰問。王瑞勇又向校長打聽起小中利的線索。

“叫‘中利’的孩子,一共有6個,最小的也已經6歲了。”校長的回答讓隊員既失落又驚喜,“中國人給了我們很多幫助,所以很多家長都會給孩子起一箇中國名字表達謝意,有和平、中華、利華……”

學校圖書室裏,王瑞勇看到,中國軍人與學生們的合影貼了滿滿一牆。照片上,不管是黃皮膚,還是黑皮膚,都笑得那麼燦爛。

王瑞勇忽然覺得,能不能找到小中利,其實已經並不重要。

走出國門,每一名“白求恩醫療隊”隊員都是一面旗幟,一面代表中國和中國軍人的旗幟。

從小學回來,王瑞勇給侯會池發去一封郵件——

“侯醫生,很抱歉,我們沒有找到你説的那個小中利。但我們找到了許許多多像小中利一樣有着中文名字的孩子……”

看到郵件時,侯會池剛剛走下手術枱。窗外已是滿天繁星,這是他今天第一次有時間坐下休息。

頭頂的燈發出昏黃色的光,辦公室裏呈現出家一般的温馨。抬頭,看見辦公桌上照片裏嘟着嘴的小中利,侯會池會心地笑了。

2020年春,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“白求恩醫療隊”出征武漢。張彬楠 攝

輕觸這裏,加載下一頁